書摘 3：開刀房
──牙周病？
我在1998年10月回到台灣，一個月不到，媽媽打電話回來，說爸要回來看牙齒。
「牙怎麼了？」
「腮幫子腫起來了，可能是牙周病。」
電話是我接的，一聽就覺得不對。看個牙周病，為什麼要回台灣？
我們到機場接爸爸時，第一眼就看到他左耳下的腫大。我們刻意不去看那個部位，免得他不自在。回家路上有說又笑，但那腫大的地方，像已經爆開的安全氣囊，壓著我喘不過氣。
第二天，我們去看牙醫。「牙周病的確可能造成脖子腫起來，」牙醫說，「不過您這個應該不是牙周病。我建議你們去耳鼻喉科看看。」
「那這是什麼狀況？」我問牙醫。
「很難說，別擔心，先到耳鼻喉科讓醫師看看。」
當醫生說別擔心，我就開始擔心。當醫生介紹我去看另一個醫生，我更擔心。
耳鼻喉科的醫生戴著帽子和口罩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。他只看了一眼，立刻說：「你們去做一個電腦斷層。台大醫院要排很久，你們到耕莘醫院做比較快，片子當天就可以出來，拿到片子再來找我。」
當我聽到電腦斷層時，我已經想到最壞的狀況。但我沒說，也不敢問。一家五人都沒說，也都沒討論。我們都想到了最壞的可能，但仍期望是最好的結果。
耕莘醫院人不多，三天後就可以做。電腦斷層在地下室，我們排下午第一號。爸爸是謹慎的人，我們很早就到。攝影房還在午休，走廊上空無一人。安靜得令人發瘋，特別當你在等待判決結果。
「請家屬在外面等一下。」輪到爸爸去照相時，護士請我在外面等。
「沒關係，我一下就好。」爸爸說。
爸爸走進攝影房時，像牆一樣厚的鐵門慢慢闔上。門上放射線的警告標誌，像正午的豔陽，逼得我睜不開眼睛。
電腦斷層的片子當天就出來了，整齊地裝在牛皮紙袋裡。我們可以拿出來看，但怕看了後自己亂猜。我們握緊封口，拿到耳鼻喉科醫生處。
「這個要盡快處理。」他只簡短地這麼說。
我們的心當然沉了下去，但仍試圖安慰自己：沒關係，有可能是良性。
爸爸異常冷靜，沒有立即反應，好像醫師只是告訴他：感冒要多休息。事實上，在接下來兩年的治療過程，縱使在最不堪的時刻，他從來沒有失態過，彷彿他已跟上帝套好交情，有把握自己最後終會被保送上壘。
事後我想，我的人生，就是在耕莘醫院那個下午開始變化的。雖然當時我沒有體會，但接下來兩年發生的事，慢慢從根部，改變了我的一生。
──那一團紅色的東西
在親友的介紹下，我們找到了台大耳鼻喉科的權威醫師。他五十出頭，既有經驗，也有體力，正處於醫師的巔峰狀態。
「這是淋巴結，」他用「結」，而不是「瘤」，讓我燃起希望，「先開刀化驗，如果是惡性，可以整個拿掉，也可以用化療。」
因為淋巴流動，散布全身，所以淋巴瘤通常不開刀，而用化療。爸爸考慮過後，決定開刀，把整個腫塊拿掉。當時他已經七十二歲，開刀風險很高。但一向保守的他卻決定冒險，「開刀才可能根治，我要積極治療。」他和我們都希望：如果開刀能一切清光，斬草除根，爸爸又可以跟新的一樣。
開刀房外有電視螢幕，上面寫著每位病人現在的狀態：「準備中」、「手術中」、「恢復中」。家人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盯著那螢幕看。我們醫生的計畫是：開刀，立刻化驗，如果是惡性，接著動手術拿掉。
這個計畫代表：爸爸在裡面待的時間愈久，惡性的機率愈高。
我們盯著那螢幕看了五個小時。
鐵門打開時，護士叫爸爸名字的家屬，當時我和媽媽在外面，我說：「媽，你在外面等。」
那是我第一次進入手術房。迎面襲來藥水味和強光，打了我一巴掌。再襲來的是手術袍上沾滿鮮血的醫生。他全身包得緊緊地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。但我看到他手上拿著一個透明塑膠袋，裡面裝著一團紅色的東西。
「王先生，」他把那包紅色的東西舉起來給我看，「這是你爸爸的淋巴結，是惡性的，我們已經盡量把它清乾淨了。」
「清乾淨」是好事，但我一點都沒有高興的感覺。我五官只接收到兩個訊息：惡性，和那包血肉。我驚訝地發現：人肉，和菜市場賣的肉，看起來並沒有太大不同。
──不用陪我
「清乾淨」只是好聽。癌細胞善於蔓延，特別是淋巴本身又散布全身，淋巴瘤很難清得乾淨。所以開刀之後，還要化療。到此時，家裡所有的人，包括爸爸，還是抱著積極治療的態度，希望最後能全身而退。
爸爸在整個治療過程，從來沒要我們陪過。他住院，也堅持要我們晚上回家。那兩年，他唯一一次開口求助，是開完刀的那個晚上。「麻藥剛退，感覺怪怪的，今晚你留在病房好嗎？」那是我這一生唯一一次，爸爸請我幫忙。那是我這一生唯一一次，看到爸爸的脆弱。
我希望他更脆弱。我猜想任何人經歷了這樣的病痛，都應該要更脆弱。若是我，會希望有人二十四小時陪我，聽我怨天尤人，讓我排洩身體和心理的垃圾。但他不是這樣。溫和的外表下，他其實像釘子。他對家人從不大小聲，但對癌細胞卻六親不認。住院的日子，晚上不到九點，他就催我們回家休息。早上不到九點，他就催我們趕快去上班。雖然那時我沒工作，根本不用上班。但他還是說：「不用陪我，去忙你的。」他怕麻煩別人，甚至對家人都像對客人一樣。
我不知道他的堅強哪裡來的。軍中、加拿大、年紀或是自信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沒有。有人停車堵住人行道的出口，我就會不高興。有一天腫瘤堵住我脖子的血管，我不知道我會有什麼反應。
爸爸躺在病床上，我坐在窗口的沙發。我想起也不過八年前，我們都還沒有出國留學前，還是他坐在駕駛座，我躺在車的後座。短短八年，躺在床上的人從我變成了他。父母子女，總是在時間的流動中，慢慢對調了位置。
而如今，該是我起身的時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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