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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三十一日的日本《每日新聞》頭版頭條的標題為,「總務省三十五歲:睡眠三個半小時,見女兒十五分鐘」。文中寫道,「在東京霧關,總務省自治財政局科長助理(三十五歲),午夜零點多離開燈光通亮的辦公室,跑上地鐵末班車。回到東京都內的家已經一點多了。早晨也得起得早,每晚只睡三個半小時。每月的加班時間則超過一百小時。他一九九六年東京大學畢業以後做公務員,跟一九九九年結婚的妻子幾乎沒有一起吃過晚飯。周六周日上班,通宵工作都是家常便飯。三年前,抱了一下當時一歲的女兒,未料她哭著說,『不要,不要。』後來,父女盡量一起過周末,但工作日見到女兒的時間,仍只有吃早飯的十五分鐘」。

全國性報紙在顯眼的位置做這樣的報導,因為日本人的工作時間愈來愈長,大約三分之一的上班族,每周工作五十小時以上;這比率高過世界大部分國家。日本政府並非袖手旁觀,二○○七年底制定了《工作生活平衡(work-life-balance)憲章》,以圖推行國民過正常的生活。然而,據國家公務員工會的調查,去年日本公務員平均的加班時間為每月三十八小時,尤其直接負責國民「工作生活平衡」的厚生勞動省公務員工作時間最長,人均加班時間竟然達到每月七十六小時。也就是說,甚麼「工作生活平衡」都是畫大餅而已。

日本人的工作時間長,導致愈來愈多人因為工作壓力過大,而罹患精神病自殺或過勞猝死。報紙的讀者來信欄目,常常刊登母親族群的來信,她們向大眾訴說,「年輕孩子們的工作時間異常的長,薪水又不高,個個都是典型的有薪貧民(the working poor)了,這樣子,他們怎麼可能成家生子呢?」

過去十多年,日本經濟慢慢復甦,但是代價也很大。在年輕一代裡,臨時工占的比率空前地高,已超過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,他們的待遇低,除非打工很長時間,否則無法維持生計。另一方面,正規職工占的比率低落,導致個人責任提高,無論公司方面的要求多麼不合理,為了保住難得的工作,很多人仍得接受夜以繼日的加班。

這些年頭,日本的工會組織率直線下降,如今多數人得不到工會的保護了。評論家指出,如今日本年輕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,彷彿一九三○年左右的經濟大蕭條時期,也因此在二○○八年的暢銷書中,果然有一九二九年著名無產階級小說家小林多喜二寫的《蟹工船》,過去每年只重印約五千冊,今年則因引起年輕一代的衷心共鳴,重印了五十萬冊。在現今社會,自冷戰後長期靠邊站的日本共產黨,都忽而開始走紅,過去十個月裡,有一萬人申請入黨。其中有二十幾歲的年輕人,也有養老金愈來愈少的退休人士。

在目前的日本,社會地位最高的公務員和最低的臨時工,都得為了工作而犧牲生活,甚至生命。連在大公司工作多年的退休人士,也得擔心養老金會不會足以維持老年的生活。既然許多人對社會經濟感到不安和不滿,治安和風氣也不會好到哪去。但願新任首相會採取有效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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